近年来，“人口红利”成为观察和理解印度发展前景的重要维度。早在2022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就发布题为《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报告，预测印度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入2023年，美西方更是高调炒作印度“人口红利论”，大肆渲染所谓“中国见顶论”，“抬印抑华”意图昭然若揭。

不过，印度国内对“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头衔却显得异常低调，一些地方邦甚至还在推行“人口控制”政策。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人口红利”。倘若无法系统性推进教育、就业、医疗、社会平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庞大的年轻人口非但无法正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可能成为拖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负债”。对于印度来说，其短期内并不具备充分甚至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条件。

(资料图片)

首先，印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仍显不足。“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数量，其还与人口的教育程度、性别平等、医疗水平等密切相关。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以提高人口素质，但在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方面明显滞后。

以教育为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据显示，虽然印度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有所提升，但仍有高达29%的儿童未能完成基础教育全程，其中大部分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宗教少数群体。此外，印度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且面临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技能培训方面，有统计称，印度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中国(24%)、美国(52%)、英国(68%)和日本(80%)。

其次，印度的人力资源分布面临严重的失衡问题。印度民族宗教多元、贫富差距巨大、区域发展失衡，导致不同宗教、不同种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失衡问题，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释放。

以地域失衡为例，印度各个邦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规模、结构和素质差异较大。2011—2036年间，印度预计增加3.11亿人口，某种程度上这是印度“人口红利”的底气所在。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新增人口超过一半(约1.7亿)集中在比哈尔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中央邦这五个邦，而南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泰伦加纳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新增人口(约2900万)仅占总增加人口的9.32%。印度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喀拉拉邦，老年人比例预计将从2011年的13%增加到2036年的22.8%，超过青年人口的占比(19.2%)。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邦，总和生育率越低、老龄人口占比越高；经济社会水平越低的邦，总和生育率越高、年轻人口占比越高。再比如，印度适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路走低，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

再次，印度的产业结构与“人口红利”存在匹配失衡的情况。这种失衡既体现在前述的劳动力素质不高抑制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体现在印度的产业结构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而大量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失业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与中国、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是服务业驱动。印度走上这种模式与其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劳动力成本较低、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等因素有关，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比如，印度农业吸收劳动力占比最高，但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农民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再比如，通信、金融、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对人口素质要求较高，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获得更大发展，但都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提出“印度制造”倡议，以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14—2015财年的16.3%下降到2020—2021财年的14.3%。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2023年4月印度失业率高达8.11%，以致于有印度媒体称，莫迪上台后，印度制造业陷入“失去的十年”。

最后，印度人口结构的持续变迁压缩了“人口红利”窗口期。“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转型导致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提升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具有阶段性、窗口期的特点。随着人口结构的持续变迁，包括总和生育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等因素，劳动力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直至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从目前的人口预测来看，印度生育率持续走低，或比预期更早更快进入老龄社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从1971年的5.2%下降到2019年的2.1%(该数值被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同期，农村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4%下降到2.3%，城镇人口总和生育率从4.7%下降到1.7%。有学者研究发现，从1993/1994财年到2004/2005财年，印度青年人口和老龄人口增速分别为1.9%和3.5%，但从2004/2005财年到2018/2019财年，青年人口和老龄人口增速分别是1.8%和5.1%，这两个数值的一降一升表明印度将比预期更快进入老龄社会。

一个国家能不能收获“人口红利”，不仅要看规模还要看结构，不仅要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印度虽然进入了“人口红利”窗口期，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收获“人口红利”，但受制于区域发展失衡、教育医疗水平滞后、性别歧视根深蒂固、宗教矛盾暗流涌动、就业程度难以提高等多重因素，要真正收获“人口红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楼春豪，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